现、当代小说世界里的狗

作者：佚名文学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8-4-17

　　“国庆”期间，我毫无来由地想到把曾经读过的关于狗的小说全部翻出来，重读一遍。我最先找到的是屠格列夫（1818-1883）的名篇《木木》①。
　　木木是一条带黑色斑点的白色小狗，农奴盖拉新遇到它的时候，它正“在岸边淤泥里打滚”，他把它捡回来养着，她渐渐地强壮起来，好看起来。“她多情地依恋着盖拉新，从不离开他一步。”“她觉得好象只有在盖拉新的顶楼里她才是真正的女主人，所以她走进屋子里来，就马上带着满意的神气跳到床上去。”总之，“她”和盖拉新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可是，木木恩人的主人（一个老地主婆）发现了它。她命令跟班司捷潘把木木捉来，设法逗她，可是木木猝然掉转头来，露出她的牙齿。太太连忙缩回她的手。木木的命运就这样定了。第二天，司捷潘奉命把她从盖拉新身边偷走，到市场上“拿她卖了半个卢布。”可是，她又逃了回来。盖拉新想着怎样可以把它藏得更好，最后，他把她整天留在顶楼里面，他只是偶尔进去看看她，夜里才把她带出来。但是，它还是发出了叫声。凑巧就在这个时候，太太正发过了一阵神经紧张的毛病。“‘哦，哦，我要死啦！又、又是那条狗。’”
　　管家自认为领会了太太的意思，对盖拉新的顶楼组织了一次决定性的进攻，准备抢出木木，然后把她处死。——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俄国人总是把平常事当希罕事看，显得格外郑重。出乎意料地，盖拉新决定由他自己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为她买了肉汤。等木木吃完后，他划着船把她带到河里，“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愤怒，他把他拿来的两块砖用绳子缠住，在绳子上做一个活结，拿它套着木木的颈项，把她举在河而上，最后一次看她。……她信赖地而且没有一点恐惧地回看他，轻轻地摇着尾巴。他掉开头，眯着眼睛，放开了手。”
　　然后，盖拉新逃离了太太的庄院，回到了老家。
　　显然，这是一条温顺的、感情丰富而专一、女性化、爱上了人而且至死忠诚到底的狗。可是，她的爱情却是一项错误，因为她的主人竟然为了发泄他对主人的怨愤亲手把她杀死，而不是带着她一起逃离。但是，我理解屠格列夫作出这种处理的苦心，因为他想表现的其实不是狗，而是农奴对地主的愤怒——想在这方面取得好的效果，即悲剧性的效果，就必须毁灭一些东西，尤其是美好的东西，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惯技——在他那里，狗仅仅是一个道具，尽管他把它写得象一个活的女人一样。
　　
　　无独有偶，在中国当代文坛也出了这么一条女性狗——严歌苓的《爱犬颗勒》②。在被一群文艺兵屠戳整个家族时，它因幼稚可怜而得以幸存，后来居然成了文艺兵们的朋友和救死救难者，再后来，它因为咬了文艺兵们的司令员的小孙女，被将军派出一班的兵力执行了死刑。在它垂死挣扎时，它最好的朋友小周仁慈地补了一枪，解除了它的痛苦。——多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啊！此时，“它的脸变得象赵蓓（一个在军车上和小周做过爱、被遣回原籍的女文艺兵）一样温顺。它闭上眼，那么习惯，那么依赖。”
　　我感觉，这条“狗”在用自己的命运控诉将军的虚伪、残暴和荒唐的同时，似乎也在向我们传达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一个心愿：即使强势阶层把钢刀捅进弱势阶层的心脏，弱势阶层也应该“那么习惯、那么依赖”。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狗，尤其当我想到我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一名普通教师时，就更是如此。
　　另外，这篇写狗的小说似乎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两个取向：历史与性。写历史、尤其是历史上的皇帝公主王公贵族，既可满足现代中国人济身贵族行烈的渴望，又回避了政治或者附庸于政治的风险，的确是一项高明的选择。写性呢？——现实多的是什么，就写什么呗，管它恶心不恶心呢，随大流总没错。
　　
　　经过前面的阅读，我对狗的本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翻了R、K、班拉扬（印度著名作家，1906—）的《瞎子的那只狗》④。它风采平凡，好斗，是贫穷落后的印度街头一个小混混的化身。后来，它遇到了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它向乞丐讨吃的，“瞎子轻轻地抚摩着狗，从耳朵摸到尾巴，然后说道：‘你多美呀！跟着我吧。’
　　不久，照顾瞎子的老太婆死了，而“这只狗的生活也起了新的变化。”市场里卖带子的小贩——我怀疑作家是把他当成那些以人道主义的卫道士、或者以反恐怖的领袖自居的国家来写的——很同情瞎子，就送了一条带子给他，把那条狗系住了。这番举动在使瞎子的收入急剧增加的同时，也给狗带来的深重的苦难，“它失去了原有的面貌。一月又一月，它的胯骨凸了出来，它的肋骨在日益失去光泽的皮毛下历历可数。”
　　见此情形，三个多事的小贩开了一个会（也可以看作一次峰会吧），“看见这只可怜的狗奴隶般地干活，我就心痛，我们能不能想点办法？”另一个说：“这个混蛋开始放债了……为了追逐金钱，他已经成了魔鬼。”于是，在狗为了得到一块骨头而极力挣扎的时候，“卖香料的小贩走过去，一剪刀铰断了带子。”
　　狗自由了，瞎子“没有讨到一个子儿，象坐牢一样坐在我的角落里，本来一两天就要死了。”可是，在关键时刻狗又自己跑回了瞎子的身边，乖乖地让瞎子用铁链锁了起来。为什么呢？瞎子说：“只要能在马路上找到一点废物充饥，它就会在外游荡，可是极度的饥饿又把它赶回我的身边，但它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卖带子的小贩说：“只有死亡才能拯救这条狗了。”——也许，发动一场战争帮助它解脱、顺便把瞎子也除掉是符合道义的。
　　这条狗让我明白了，狗并不是生来就喜欢做奴隶的，而饥饿可以让它自觉地改变爱好自由的本性，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舍弃狗的尊严。这方面人与狗似乎并无二致。
　　
　　《牧羊人和他的狗》③（作者维莱什?彼得（1897-1970），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故事主角是小狗米期科。小狗总是充满好奇与热情的，但是，热情与盲目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小狗米斯科在百般奉承主人并忠实地履行职责之后，却因一时得意忘形而犯了错误，受到了主人的毒打。这顿莫名其妙的打触发了它对命运的思考，最后，它接受了狗的——奴才的命运，象瞎子的那只狗一样。
　　作为陪衬，在这部作品里还有一条牧狗萨乌。——对比也是小说家为增强效果而百用不厌的方式之一。
　　萨乌是一头大绒毛狗，它的思考与小狗菲尔奇的稍有不同。“当它听见菲尔奇的呼叫声中夹杂着牧杖的飞舞声和咒骂时，它先是朝那儿眨巴了两下眼睛，看到底出了什么事，然后站起来走开了。它想，离开愈远愈好，围观打架总不是一件好事。走到一定距离，它又蹲下，等着看主人将怎样处治自己，会不会也遭到和菲尔奇同样的命运。看看没什么动静，它又躺下。……它很本份，人们给它吃，它就吃，不给它吃，它就走到牲口棚阴凉处躺下；夏天那儿特别凉爽。”它认为“狗的祖先本来就是最聪明的榜样，它们从来不奉承那些暴君和愚汉，但它们仍能活下来；如果它们死去，也绝对不会是因饥饿致死，而是被枪弹击毙，或者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而亡。”
　　显然，萨乌对自己的禀性、命运和生活方式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结果，它不仅比菲尔奇活得自在，而且也避免了经常遭受主人的打骂。它使我想起了作家们，他们也便是这样与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的吧。也许，彼得竟是把他自己化成了这条狗，写进了自己的作品里。
　　
　　在《一个科西嘉式的复仇》⑤里，短篇大师莫泊桑讲述了一个令人热血沸腾、或者寝食难安的故事；保禄·撒维里尼的孤苦伶仃的寡妇的儿子安瑞“被尼可拉·辣伏拉狄不顾信义地杀死了”，她独自守着儿子的尸体很久，然后对儿子说：“放心，放心，将来一定有机会替你报仇的，你可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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