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穿越沦陷区_短篇小说

万里穿越沦陷区

作者：虞廷文学来源：一宁网点击数：更新时间：2008-6-14

此文乃先父遗著

一、我决定到海外去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我于24日因为办事赴宜昌，偶然离开了武汉，沦陷的事是在去宜昌船上才知道的，如果稍迟几个时辰，我肯定会陷在武汉无法脱身，后来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

离开武汉后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老家忠县，全家团聚，度过我的22岁生日后又踏上了新的道路。

由于长江水运已被日寇阻断，贵州成为通往重庆的重要运输中转站，华茂公司有20多辆汽车不断穿梭往返于重庆、贵阳、昆明、镇南关之间运货。为了加强贵州方面的业务管理，公司决定由我担任驻贵阳办事处主任，这样，我就来到了贵阳。为了便于管理，我在距贵阳约2公里的头桥新建了两间平房做办公室。办事处的职员主要有上海人马宗兴、贵阳人郑家容、都匀人文海山等。

日益兴旺的川滇线使贵阳忽然繁荣起来，从沦陷区流亡到贵阳的人沿街摆摊设店，往返川滇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个高原上的古城一时成了西部新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

由于业务需要，我经常随车去云南广西沿线，渐渐对那一带比较熟悉，对当时的市场情况也了解了许多。当时战事正急，兵荒马乱，内地物质奇缺，大量物质都需要从海外购进再通过川滇线运入。

我忽然萌发了去海外购货回国销售的想法，促成这种想法的原因是我手里有20000余元钱，足以做成一笔生意。

我在武汉时有一个叫陈树珩的朋友，当时是汉口美丰银行职员，后来调到四川乐山任美丰银行分行经理，我们交情很深。我到贵阳后他给我汇来6000元，托我在贵阳买万金油，指名要虎标永安堂的货，但此货早已脱销，我准备把6000元汇回，陈树珩来信说暂时放在我这里，等有合适的货再购买。这笔钱我可以支配。另外，我在武汉已积蓄有一万多元。两笔相加，不是正好出海跑一趟吗？

进一步分析后，我更加坚定了出海购货的信心。我是这样考虑的，一是后方物质奇缺，市场需要量大，二是云南广西沿线我比较熟悉，三是昆明上海香港越南都有我们的公司，朋友多，办事有人帮忙，吃住好解决，四是本钱也不差。就这样，我做出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那时我刚22岁，涉世不深，缺少经验，根本没考虑到种种不利的方面和随时可出现的风险以及战时不断变化的时局。我天真地估计，大约一月左右就可以平安返回贵阳了，所以完全没必要向重庆华茂公司请假。就这样，我就决定出发了。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多么糊涂，要是能够重新选择，我肯定不会那样做。

在昆明，我办好了中华民国外交部和法国大使馆签发的出国护照，当时只贴了10元钱印花税，其余分文未收。我草率地做了一些准备，包括在街摊上兑换了部分法郎，当时法币5元换法郎1元，带上几份地图，记下公司在越南海防市的地址“波兰街7号”等。又花360元买了一张昆明至海防的来回火车票。

二、我用越语说：“波兰街7号”

1940年2月18日早上8点，在料峭春寒中，我提着皮箱登上了前往越南的“米许灵”号列车，前来车站送行的是万县人邓正川，他是华茂万县分公司职员。“米许灵”这种车只有滇越铁路才有，内燃机、无火车头、全车仅两节车厢，四壁透明、车内既可以清楚看见沿途风光，又可以清楚看见掌握方向盘的火车司机。这种车速度很快，比一般火车快两三倍，一路不停车不让车。上车后每人发一个厚牛皮纸袋，上面用中法两种文字印有“如遇呕吐请入袋内”，说明车速确实很快，容易引起呕吐，一路上很多乘客都呕吐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晚上12点，“米许灵”在红河边上的河口停下了，从这里跨过红河大桥就是越南的老街，河这边是中国边防军，对岸是法国兵，乘客在北桥头下车接受中国边防军检查签证，整个过程很简单，一会儿就结束了。车到了南桥头乘客又全部下车接受法国兵检查签证，法国兵检查得很严格，在每个乘客的护照上签证，并贴上一张中文印刷的注意事项，注明那些地方有军事设施严禁进入等等，大约停留半小时继续前行，没再停车。

我是第一次出国，在越南所经之处都是一望无垠的被绿油油的秧苗覆盖的平原，令人心旷神怡。19日午后，“米许灵”顺利抵达越南海滨第一大城市海防。签证后我随乘客走出车站，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不免有些茫然，正踯躅街头，一个黄包车夫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拉着车迎面向我跑来，我向他打个手势，用越语说：“波兰街7号”。他还以为我会越语，其实我只是在出国前简单学了几句而已。黄包车载着我一会就到了“波兰街7号”，脚一踏，车停下了。我按响门铃，马上就有人出来开门接我，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来人是我在武汉时的同事，绍兴人王鸿儒。王鸿儒见到我非常高兴，从武汉沦陷后我们就没见过，异国重逢，怎能不高兴。王鸿儒先帮我付了车钱，再接过我的箱子迎入室内。

这是一幢花园似的别墅，院内种着香蕉树和各种热带花草，幽静而别致。我就在这里住下了。

海防市并不繁华，街道房屋都很一般，但是海上交通便捷，每天都有巴黎上海等地的轮船。我在国内就知道，海防市有一家四川旅行社，我的旧同事重庆人黎永瑞在里面工作。我想去会一会这个老乡，就先用一张纸条写上“四川旅行社”几个字上街去问，这里有的人认识中国字，老年人认识中国字的更多。中国文化在越南有很多遗存，有个土地庙还贴了中国对联，书店里也卖中国书，我意外的在那里买了一本《雷雨》剧本。当我持纸条问一位老人时，他主动把我带到了四川旅行社门口。看到门口用汉字写的吊牌，我心里就感到很亲切。

黎永瑞见到我，高兴自不待说，当看到我穿着一身青色冬季西装时，他立即催促我换成夏装，不然要惹人笑话。他指着周围的行人说，你看，这里一年四季多是夏装，从来没有见过冬装。

除了黎永瑞，华茂公司原驻贵阳办事处主任李建夫（重庆巨富李奎安之子）也在这里，李建夫在越南“四川省银行”工作。两位老乡就经常陪着我游览海防，黎永瑞在越南不到一年，已经能流利的讲越南语，还会简单的法语，那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流行法语。他们还带我去游览了越南首都河内市。

三、河内风景从头说

河内附近最著名的风景区是桃山，那里有海滨浴场，高级旅店酒楼，在海滨可以看到从海上归航的渔船，船夫将刚捕获的鲜活海产品送到酒楼来，客人可以马上吃到最新鲜的海味。我是第一次到海边，也是第一次吃海鲜，真是大开眼界大饱口福。我们在海边流连往返，直到晚霞满天才转回河内。

意外得知，河内有一家四川饭店，作为一个四川人，能在这里见到四川饭店，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便一起去找到了那里。去的时候正是中午，饭店外面停了几十辆小车，看样子还很气派。饭店大门上用汉字写着“四川饭店”四个醒目的大字，让我感到很亲切。走进餐厅，里面的设备布置和国内一样，杯盘碗筷也和国内一样，只是菜单是用中文和法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奇怪的是，在越南首都竟没用越南文字）。来进餐的大多是西方人，越南本地人几乎没有。我们兴致勃勃地坐下来，迫不及待就想和老板叙叙乡情，既然是四川饭店，老板应该是四川人吧。老板来了，却是个广东人，对四川一无所知，连四川话都听不懂，我们完全无法交谈。听说厨师是个成都人，但正忙于厨事，无暇来陪我们聊天，我们大失所望。

在河内，我们还去了著名的箭湖，参观了博物馆，博物馆里不少文物来自中国，有的附有文字说明“1900年来自北京”，算一算，正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一年，当是法国侵略者从北京抢去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爱国热情很高，胸中像一团或在燃烧，看到这些，不禁十分痛恨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那时河内有一个令中国人很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河内高朗街27号中国头号汉奸汪精卫曾经的住所。193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行政院长汪精卫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叛逃越南，同月17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次年3月20日夜，几个爱国志士潜入汪精卫的住所，对汪开枪射击，不料判断有误，只杀掉了住在隔壁的汪的秘书曾仲鸣，而汪精卫却得以幸免，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刺杀汪逆未遂案。这是一座3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矮墙围着的草坪花园，我们去时事情过去还不到一年，那里依然警卫森严，我们是在不远处的一家公园眺望的。

河内市区绿化很好，法国梧桐枝叶繁茂可以蔽荫，街道整洁讲究卫生，无一人乱丢果皮烟头随地吐痰，法国人很讲礼貌，路上偶尔相撞必定回头道歉。但是中国人在越南是受轻视的，警察经常要我们出示护照，如果是东洋鬼子他们就很客气，一看是中国人马上态度就变了。我们乘游览车上剧院都是买一等位子，这些位子一般都是法国人坐，警察总是说我们坐错了，不相信我们买得起这样好的座位，坚持要察看我们的票，我们不理他，他一再要看，最后看了才相信了。黎永瑞年轻气盛爱骑马上街奔跑，他有意触怒警察，然后策马飞跑，弄得警察苦笑不得。

越南人就像亡国奴一样，不能上中学，不能进高级娱乐场所，乘车不准购甲票，在机关只能做低下工作，总的说来，在法国人眼里，越南人毫无政治地位，是低贱的下等人，各方面不能和法国人平等对待。

四、住进香港六国饭店

在越南住了20多天，我转乘海轮“威尔逊总统”号去香港，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船。我坐的三等舱下铺，沙发床，非常舒适。乘客们喜欢聚集在船头，就像重庆的“扯谎坝”一样，摆摊设赌的就有好几起。大海茫茫一片，水天一色，几天航程中，我早上看日出，晚上看灯塔，感觉新鲜有趣。船主是个美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时站在领江台上向乘客讲海上的故事，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解除旅途寂寞。

经过两天多的航行，轮船抵达香港，这也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心里就有些欣喜。远远地看见港口外有明显的导航标志，严禁闯入危险区，似有一些圆形黑色的球状物漂浮在海面，有人猜测是水雷之类的东西，因为这是多事之秋。下船时经过海关，英国兵来检查行李，手执粉墨在行李上画几个字，就表示通过，也有人给英国兵塞点“包袱”，不检查就过关了。

我住进香港六国饭店，这是一家豪华的旅店，靠近湾仔海滨，我住二楼房间，开窗就是大海，满目都是到翡翠一般碧蓝的起伏荡漾的海水，站在阳台上可以观看海上日出时绚丽多彩的朝霞，看到掠空而过的翩翩飞舞的海鸥。室内家具陈设古色古香，十足的中国风味。每间屋都有电话一部（那时电话还很稀有），有事打电话服务员马上就来，服务员均受过良好教育，待人彬彬有礼，进屋总是毕恭毕敬，双手捧一个圆盘，里面放有纸笔，请客人把需要服务的事项写好放盘中，然后弯腰慢慢退出去。为了保证旅客晚上睡眠好，每晚10点客房楼梯口就竖立木牌一块，上面写的是“上下楼梯，脚步放轻”。六国饭店的服务之周到，设备之豪华在国内是很少有的。

我在皇后大街找到了几个华茂公司老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到来欢喜异常，此前我已经把钱汇到了他们这里，我向他们说明来意后，他们主张我去上海进货，那里价格低质量好，于是我便决定去上海。

香港是个自由港，来去方便，无须办任何手续和证件。这个地方中国人多，不受语言限制，讲四川话一般能听懂。街上和内地一样行人多是中国人，商店都是中国招牌。香港的社会秩序很好，社会道德风尚也很好，有轨电车都是双层，乘客自动投币（香港有一毫二毫银币，上面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竟无一个瞒混，也无人拥挤。街上清洁卫生，无人随地吐痰也无人丢果皮，来往行人包括各种肤色的人，都有礼貌讲文明。我是第一次看到两层楼的电车，坐在楼上看街景很赏心悦目。同事们陪我到处观光，去浅水湾，乘上山电车到最高峰太平山山顶鸟瞰香港全景，我看到山顶上有几处贴有总督的告示“军事要地，行人到此止步”，那正抗战烽火遍地燃烧的时候，香港属于英国管理，虽然暂时还无日寇铁蹄蹂躏，但是“军事”的影子已经随处可见了（香港于1941年12月8日沦陷）。

香港最繁华的街道就是华茂所在的皇后大道，商店装饰华丽，建筑宏伟，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银行、大餐馆、大旅馆、大剧院都聚集在这条街上，白天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晚上五颜六色的彩色灯光连成一片，舞厅酒吧乐声不断，山上山下红绿灯光闪烁耀眼，广告牌到处可见，特别是中国航空公司楼顶上几个霓虹大字“中国航空公司”在高空一闪一现，引人注目，整个皇后大道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

当然，香港也有贫民区，那里巷道狭窄房屋破旧住户杂乱，还有架棚居住的，举目可见晾晒的破衣服，住户多在街上摆菜摊擦皮鞋或者做流动小贩，生活很困难。

不少香港人对国内的抗战非常关心，他们通过报纸了解抗战局势。每天天刚亮，报摊和报童就开始卖报，这时大家都要千万注意，不要买到汪伪政权办的报纸，一定要买爱国人士办的报。我在香港天天买的就是《大公报》《华南日报》。

香港人爱好足球运动，每周六有足球比赛，前一天报上就大吹大擂的报道：“球哥球嫂，请上加山”，包括双方球队队员的名字都登出来。我也到加山看了一场球赛，是南华南甲对香港队，著名球星有陈德辉、谭筠干、包钢门（门将）等。

我还有幸碰巧看到了庆祝英皇寿诞的阅兵游行，全副英军装备的官兵列队过市，其实除少数是英国人外，都是中国人。

香港到九龙有轮渡，很方便，九龙有家电影院在香港售票，持票往返九龙可以免船票，我们乘船去游览了九龙，在九龙看电影，九龙给我的印象是冷冷清清，不如内地一般县城，被称为住宅区的就是最繁华的地段。

在香港玩了半月后，我又乘海轮前往上海。船过广东汕头时停船卸货半天，乘客可以上岸观光，我没到过汕头，想去看看，刚走下码头就看到几个全副武装凶神恶煞的日本兵，我才猛然想起，汕头已经沦入日寇之手，于是马上就想起几年来从电影、画报、舞台上所见的日寇的残暴狰狞面目，心里立即充满了仇恨。担心日本兵来盘问，我是从内地去的，可能会有麻烦，想回船又来不及，只有硬着头皮像没事一样走上去。还好，日寇可能知道我们是临时停靠，没有来盘问，我虚惊一场。

五、既然来上海了就安心玩吧

轮船到了上海，停靠黄浦江边，随即乘车到上海九江路280号华茂上海分公司，分公司大多数人我都熟，分公司经理郑玉书原来是武汉分公司经理，和我关系更好，他们以为我是到上海出差，就写信到重庆总公司要求留我在上海工作。总公司回信说好久没我的消息了，不知我的去向。这时父亲来电要我早点回去，我就谢绝了郑玉书留我在上海工作的好意。算了算时间，离开昆明快两月了，当初天真地以为一月就可以回去，哪知道出来就由不得人，到上海就已经是4月初了，事情还没有一点进展，不免为当时的想法感到好笑。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同事们都要我好好在上海游览一下，我想既然来了，就安心玩吧。

我所住的九江路紧靠南京路背面，属于公共租界，自上海沦为孤岛后，邻近地区的人都拥向租界，一时人口骤增，市场更加繁荣兴旺，楼台饭馆舞厅剧院经常客满，置身其间，似乎把战争烽火忘得一干二净，俨然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者的天堂，有钱人的安乐窝。租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各行各业照常营业，货物集散运输繁忙，电讯畅通秩序安定。

租界周围是华界，分界路口设有电网和其他障碍物，各有武装守卫，没有一定手续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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