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临，是一首诗_人物

孙道临，是一首诗

作者：黄宗江文章来源：《读者》更新时间：2008-5-21 16:14:14

孙道临，是一首诗，是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诗。

这话是十多年前，朱小鸥为孙道临写了一个小传，我告诉她，可以这样开头，并说这是我的独得之秘。看来是一句玩笑，确是玩笑，却又是我和道临七八岁时相识，如今却七老八十了，我积累了这么一句对他的既虚且实的总结。道临本人和他的亲友们都说由我来为他的诗文结集写序最合适，确然，我和他是同岁、同窗、同行、同乡……还有多少个同，但如何从这些同中觅出其不同，其与众不同呢？当然，写序和任何诗文一样，首先需要的是率真，但总得多少避开何须多说的私事，又总想笔下甩开执笔者我自己，然极其难甩，何其难也，试命笔。

孙道临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最早见到他时，还不叫孙道临，学名孙以亮。是一个很Shy的男孩，不是我好洋，此Shy字最确切，与汉字“羞”谐音且意近，又不尽同，羞字过重，害羞怕羞等更重，或说“腼腆”，他又没那么不大方，或可形容为“静如处子”之类，似又过虚了。Shy就Shy吧。他一向坦直，而不直露。他的性格生就的内省而不外向。据他年轻时成长的轨迹，似应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却误入剧坛、影坛。据他说是我指定的。是我。对此，我实有一丝歉意，也有一丝得意。

我认识以亮，是我从京师蒙养园（听这名字就够多古老）初小毕业，考入了崇德中学附属高小，小五班。我们都还很小，却自以为很大了，成了很大的朋友了。他——特Shy，特像个小绅士，衣履行为都比我们端正，没我们跟野孩子们学的粗话或粗野的游戏。我特别记得，上“小五”的夏天，我们跟着家里都在西山八大处避暑相遇。（宜附一笔，我们还有一同，有着类似的家庭出身：他父亲是早年留比利时的工程师，我父亲是早年留日的电视工程师。他原籍浙江嘉善，我浙江温州。）某日，我们约好去长安寺，看望在那里避暑的教我们英语的英国长老法克思。老法可真是个洋和尚，黑衫白领，独臂，听说失臂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见过他上课时忽地失神，凭窗垂泪。有同学认为他是想在英国的妈妈，没有说他想老婆，看来都耽误了。我们趋前，欲慰无辞。法克斯老师背着身，轻挥独臂，要我们离去，不要管他，我们也只好留下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流泪。我想这一切影响我们，虽未信仰什么教却一贯尊重钟声，那钟声总是祈祷人世间和平、幸福、美好的。

小学毕业，我随父亲的工作调动，离别了北京，告别了孙以亮。握手如仪，像个小绅士的样子。我在青岛上到初中三，父亲病故，我又随母亲北返。作为老学生，被说情回到崇德，半途插班初三，孙以亮在焉。还有比我们大一两岁的伙伴大扁桃（学名陶声垂，参加革命改名娄平）在焉。又多了一个比他再大一两岁的伙伴朱迈先，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是那样的成熟，忧郁，有学问。大概是一个人学问多了就忧郁了。我渐渐感到以亮也挺忧郁的了，连我这比较满不在乎的也不免忧郁起来了。其实，今日回顾，在我们长大的日子里，精神上不断经受“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一二一”等等大事件的撞击，作为原想有所作为的少年、青年，怎能不浸染了那个时代的忧郁，忧伤，忧愤？！及到“文革”中造反派来调查，不，审讯我和大扁桃（时南开大学“黑”副校长）的关系。我如实回忆：还是在崇德高小毕业时，“九一八”后第二天，他来我家，我们非常悲愤，我们谈起抗日的问题，还没谈起党……造反派勃然：怎么没谈起党？好像我们那时候就否认党的领导。我很想顶回去，一气说不上话来。回去一想，那时我还不满十岁，能谈起抗日，也就够意思了吧？

又隔三载，这初三的又一年相处，加深了我和以亮他们的友谊。初中毕业，我又回到母亲身旁，考上天津南开高中，又一次和以亮分手了。这一分手啊，这一时代的忧郁与振奋啊，“一二九”啊，“七七”事变啊，……后来才知道，那些童年伙伴，有的远走内地、解放区，有的留京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少年时可真像是一年当十年过，日子挺长。（如今垂垂老矣，却感到日子挺短，连受罪的“文革”都挺匆匆。）和以亮一别三载，1938年秋，我进了燕京大学，又见孙以亮在焉。时北平沦陷于日军，教会的燕京大学有如美国租界。开学不久，大扁桃跑到天津，在英租界我家躲了几天，后转入冀东解放区打游击去了。这是在我天津家里接待了扁桃兄的我妹妹黄宗英告诉我的，那时她才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同时，孙以亮在京被捕，出狱，剃了个光头。这在当时燕京，也还是不平常的常事。一切均在不言中，消溶于默契。他却显得更加忧郁了，选念了哲学系，不时也写些朦胧诗。这集子里有一些，像是恋诗，他却从来不谈恋爱。一直到四十岁上下，我给他介绍了林黛玉——不，王文娟，这才情种晚成。我在大学时代却乱弹琴，乱仿少年维特之类，十分出格，出戏。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说我非走、非离校不可，因为我有抗日问题。这也可说是实话，我出走并非我有抗日行动，而是产生了自卑自责，立志去追求抗日的冲动。从此，别了司徒雷登，也别了孙以亮，去了时称孤岛的上海，参加了抗日的演剧团体，既演剧又抗日，一时如己所愿了。

回首燕园，在此必须着重一提的是，对我们尤其对我，比读书、恋爱更重要的是演剧。我来自特有戏剧传统，出现过张彭春、周恩来、曹禺诸中国话剧先驱的南开中学。我和同来燕京的南开同学们便忙活着组织剧社，准备演出曹禺的经典著作《雷雨》。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孙以亮。我们都年方二九，不折不扣的小生。我就在剧社的骨干中说：他如愿演周萍，我就演周冲；他想演周冲，我就演周萍。我们立时把以亮喊来，在宿舍念剧本一试。结果是或高或低八度，调不成调，声不成声，也难为人家未来的哲学家了。我们还留下他，委以剧务和场记的要职，他做什么事从来都是忠于职守的。但我对这块演员坯子仍不死心，在此后的一年里，他终于作为“第一小生”主演了我改译并导演的《窗外》与《悲怆交响曲》，虽仍不太出戏，却也意境脱俗。演剧也像许多别的行业一样，常是大器晚成，慢工出细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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