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郑君里_人物

我的父亲郑君里

作者：郑大里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更新时间：2008-5-6 12: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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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耳》和《林则徐》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来看，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是有很高成就的，它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也是父亲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而这两个人物都是赵丹塑造的，特别是“林则徐”，是赵丹创造的最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

革命风暴 　　

1964年，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在1962年的一部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把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可能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总理说，“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应该是“中国版”的。总理对这个片子显然很重视，让父亲做导演，张瑞芳来演李善子，都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和演员。
　　这部电影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已商谈好的事，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那里进行。父亲说:“我们去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很长的车子，上面还有可以做饭的设备。快到吃饭时候，就把大家拉到上面去。”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据说金日成平时很少说汉语，但那天他非常高兴，又喝酒又说汉语。
　　电影拍完，却又搁浅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但当时的朝鲜是提倡“人情感化”，互相不认同。总理看完片子后对父亲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炉了！”父亲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
　　“文化大革命”很快不期而至。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是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他们的确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有句话:“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父亲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这个交待要写3份;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他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那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父亲年轻时做演员，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等，所以身体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住这种强体力劳动。父亲后来又被送到厂里的牛棚隔离，我们见不到他，只能一周到母亲那里探一次监。父亲在里面吃了不少苦，他饭量很大，但在里面总吃不饱。父亲曾说:“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事，如果真有事，说出来倒简单了，就怕这种没什么事情，让自己漫天瞎猜。”
　　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即便打了父亲，也不能减轻他们本身的“罪责”。
　　关于父亲之死，公认的说法是，父亲因为熟知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的底细而死。
　　父亲、赵丹和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比较好。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父亲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父亲主持、沈钧儒证婚的。即便解放后，父亲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父亲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
　　这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初。60年代的某一天，我突然听见有人敲门——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打开门一开，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又高又大，一个又瘦又小，从表情和服装看应该是警卫人员之类，站在门前问:“黄晨同志在吗？江青同志要来看她。”我对母亲说:“妈妈，江青阿姨来看你了！”母亲那天生病，正躺在沙发上睡觉，一听我的话，赶紧起身:“哎呀，怎么能让江青同志来看我呢？”
　　江青那天穿着黑披风，戴着呢子帽，穿着毛式制服，挺有风度的。她跟母亲聊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是来上海了解“革命”情况的。江青告辞时，母亲要我送她下去，我们这幢房子是以前赵丹的房子，住在4楼，也没有电梯。可能是不想太招惹人，江青不让我送，一行人悄悄地下楼，江青钻进楼下停着的一辆很大的“吉姆”轿车，很快离去。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那些人把家里抄得乱七八糟，但该拿什么东西、不该拿什么东西，他们显得非常有数。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我们家是最厉害的，足足抄走了两卡车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后，父亲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事后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来抄家的都是空四军的人，但究竟谁是“导演”，现在还是个谜。一种说法是幕后的操控者实际为叶群，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得很详细: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锅炉房里，叶群把江青叫去，当着她的面将之烧毁。据说还有其他的一部分材料，被带到林彪叛逃的飞机上，或者烧毁，或者还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个谜。我曾经托了人想把这批材料找回来，但也没有下文。
　　父亲去世后，母亲托当年在重庆时的熟人张颖把这个消息带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其实是希望了解父亲历史的人给他一个公正结论，但不知为什么，这封信后来又落到了江青那里。审判“四人帮”时，母亲与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面对母亲的质问，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父亲之事。我现在推测，江青未必不知道父亲被整成这个样子，但也未必想置父亲于死地。父亲是那个失去了一切秩序的年代的牺牲品。

艺术家之死 　　

有一段时间，父母都被分别隔离审查，哥哥在南海舰队当兵，家里只剩下我和姑妈两个人。有一天，上影厂的专案组来了两个人，让我收拾一下父亲的东西——父亲写了一张纸，写明需要什么东西。专案组人说要把父亲送到市里隔离，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此前已被关过好几个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少管所——那时少管所已经不关少年犯，而都关政治犯了，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都关在那个地方。
　　1969年的一天，突然有专案组人员敲门，让我赶紧收拾一下去看父亲，我不知哪来的预感，觉得事情不好。哥哥那段时间正好回上海探亲，母亲也接到通知，从被隔离的上影厂来到医院，我们一家四口在那个地方“团聚”了。
　　到医院后，我看见父亲躺在一个小房间的床上，虽然已瘦得不成样子，但看到我们还是由衷地高兴:“你们来了？我病了，很厉害……”我们无言以对。专案组的人还在旁边跟我们家人说，让他好好交待，我只好顺着他们的话，告诉父亲:“你好好交待，肯定有出路的。”
　　其实当时我听到一些消息，说上影厂可能要重新启用父亲。那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一批二用”，意思是在启用他们之前先做个彻底的大批判。但母亲被关在里面什么也不知道，哥哥在部队对外界也一无所知，只有我在外面和一帮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经常接触，听到这种风声。我不知道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只好一再暗示他说:“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会有出路的。”
　　但父亲已经丝毫没有余力来理解我的暗示了，他只是很微弱地回答:“我是一直在交待……”他抓住我的手，拼命往自己的肚子上摁，我感觉到了几个硬硬的疖。父亲当时已经患上了肝癌，但最初症状表现为胃疼，专案组就给他吃酵母片之类的药。
　　回到家的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又来电话，让我准备东西去中山医院看父亲。去病房前专案组要我写一张保证书:进去后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谁，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患者的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谁，上厕所要报告，吃饭要有人陪。大概是这么5条。“文革”结束后，另有专案组去查父亲当年的档案，这张保证书竟然还夹在那一堆病历中。
　　那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偷偷告诉父亲:“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他无力地摇摇头。有位医生偷偷把我叫出去，告诉我父亲得的是肝癌，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已经来不及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位好心的医生又告诉我。
　　父亲后来开始吐血，一直到去世，他的眼睛还一直睁着，嘴巴也张着，旁边都是血。我要了一块纱布，把父亲的脸擦干净，出了病房，我打电话给专案组，告诉他们:“郑君里已经去世了。”“啊？他死了？”对方好像还很吃惊。
　　这就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此前已有一年多没见过父亲，而这最后一面竟然也十分短暂——我是早上9点钟接到通知，中午11点赶到的，而次日凌晨父亲就溘然长逝。
　　在殡仪馆里，父亲直接躺在烧死人的那种铁板车上，身下连个褥子都没有。我们送去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父亲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上蒙了一块白布。母亲、姑妈、哥哥和我，与父亲一起最后匆匆待了10分钟后，父亲马上被拉去火化，我们还被关照:出去绝对不能说郑君里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父亲并没有死。我经常想起父亲被关押之前的情形:父亲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出入上影厂，提着大藤包，里面有水杯、硬皮文件夹等，绝对不是别人想象的那种“大导演”的派头。偶尔他不知是问我还是自己感慨:“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过这种骑着自行车提着大藤包上班的生活？”那时父亲每周回家一次，每次都是我送他回上影厂，但我们都不敢从正门回，因为那里的“革命群众”太多。我从边门送他进去，那条街叫三角街，过去上海很多电影界的名人都在那里出入，两边是高高的墙，墙上爬满了长青藤。走着走着，父亲长叹着感慨一句:“真不容易，上海还有这么一个安静之地，可能过几年连这样的走都不可能了……”我只是回答:“一切都会恢复原状的……”
　　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而父亲，却离开我已近4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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