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郑君里

作者：郑大里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更新时间：2008-5-6 12:49:21

  从上世纪曾闻名上海的著名演员，到后期的著名左翼电影导演，郑君里完成了艺术生涯的重要转变。相比较而言，他所导演的那些作品更为人铭记——《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枯木逢春》等，而《林则徐》、《聂耳》更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从另一角度，郑君里的人生曲线也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留下的是面对现实的一连串困惑与无奈。

“左翼”演员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7岁，对他的了解竟是从父亲当年写的那些“认罪书”开始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3点半我把他叫起来，父亲向我口述，我把它们记下来，5点半我再把父亲叫醒，让他把“认罪书”誊清，6点钟父亲再出门去劳动改造。
　　走上艺术道路，父亲并没什么特别的契机。1911年，父亲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父母是广东中山人，很早到上海谋生。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祖父也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有时到了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祖父要父亲替全家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父亲感觉很受侮辱，所以从小就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意识，思想上也易于接受共产党的宣传。
　　父亲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艺，初二时就辍学考进了可以免费读书的“南国艺术学院”。“南国艺院”是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解放后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父亲的艺术生涯从表演开始，田汉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上学时，父亲在几部戏里跑龙套，比如《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最后他在话剧舞台已经演到《大雷雨》的主角。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开始注意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父亲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舞台，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在明星电影公司，他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当时电影界有这样的说法: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
　　可以说，父亲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1930年，父亲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那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就是由他起草的。我后来在家里还看到过这份油印的“纲领”，现在看它充满了激进色彩，比如:“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
　　那时候做艺人穷，演左翼电影更穷——“文革”抄家时，我们家存折上只有1000块钱。当然，这1000块钱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个小数目，但对大导演“郑君里”来说，应该不是个大数目。父亲曾回忆，他们要时常饿肚子，有时花一个铜板买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凑合一顿饭，经常晚上到工厂或学校里演左翼戏剧，演出后又没什么钱，他们一起走回来。后来父亲拍的《聂耳》里有一场戏:几个人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回来后校门已经关闭，他们就从大门跳进去。实际上这也是父亲当年那段生活的写照。
　　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啃表演理论。他先是试着翻译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讲》，他是初中肄业，英文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先是对照着英文字典“啃”下来，再拿俄英字典对照原本，发现差错改过来，这样一遍下来英文已经相当好了。父亲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语来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他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话剧表演艺术的著作。
　　几年前我还发现父亲写过另一本很重要的书——《世界电影艺术史》。当时还没有人把世界电影和苏俄电影融合在一起，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从世界电影的角度来编写世界电影的编年史，这也是父亲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对国外的表演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总结，这对父亲后来转做导演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期。

短暂的辉煌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这些左派导演们也的确是新政权的受益者。解放后，我们家住在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也就是孙道临最后去世前住的房子。当年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的，有些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必须要迁出去。而解放前，父亲一直住在昆仑厂的破楼里。所以内心深处，父亲也是诚心诚意要为这个新政权做点什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一些问题，父亲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一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对《武训传》所遭受的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是他极力推动《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批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片子遭批，对父亲这一代的艺术家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一位人物——宋景诗。宋景诗其实是不安分的一个草莽英雄，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把宋景诗和黑旗军树立起来，为此专门把父亲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剧本。
　　但在创作这部电影时，父亲遇到很痛苦的一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是投降清廷的，但政治需要，又必须要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最终父亲只好处理宋景诗投降清朝是一个策略。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问题，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曾经的“政治错误”，已经是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亲自来扮演宋景诗，这大概也是电影史的一个趣事，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大演员都心甘情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是由于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完成四五年后，只被短暂上映过。这样一部为“赎罪”的片子，还是没通过审查，再次入了库。
　　父亲接下来的两部作品非常成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负罪感”。其中一部是《聂耳》，这个作品父亲驾轻就熟，因为他与聂耳很熟悉，我们家原来还存着聂耳的照片。当年就是父亲和赵丹把聂耳送上去日本的船，后来聂耳在横滨溺水而亡。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5位职员首唱的，父亲是其中一位。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俄国人，这首歌就是一个俄国乐队演奏的，几把提琴，几个小号，乐队极其简单。我后来还在家里听过这首歌的胶木唱片，当时感觉还挺意外:“没想到父亲是最早唱国歌的人之一！”
　　另一部作品就是家喻户晓的《林则徐》，其实这部电影拍得也挺艰难。真实历史中的林则徐是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然后回眸一望，戏就结束了，父亲想借此体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但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总理找到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大意是平英团曾反抗过英国殖民者，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使英殖民者败退而走。总理指示照这个情节来设计结尾，意思是说林则徐走了，但人民当中的平英团起来了。这部片子是1958年拍的，要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时间紧、费用紧，最后还是照着这个意思改了，结尾还有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了战场。但实际上从电影的理念上讲，这个结尾是断的，是概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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